《中国史学史》2023年考试真题2.二重证据法：王国维在研究中实践并总结出来的文史研究方法。主要指“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相互印证，对20世纪中国学术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陈寅恪总结其方法为“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取外来之观念，以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它首先改变了以往以纸上文字材料为主、辅以实物史料进行历史研究的史料观念，将“地下新材料”与“纸上之材料”视为同等重要；其次，它具有近代史学的史学方意义，开辟了近代的中国古史研究道路；第三，它打破了对传统文献的迷信，超越了信古和疑古，开启了以科学实证方法释古的时代。但二重证据法也有其局限性，如仅把“地下出土之新材料”局限于文献beat365官方网站、过分追求实证的极端等，因此后来又有三重证据法和四重证据法的出现。
《国语》：《国语》是战国早期私人撰述的一部国别体史书。全载了从西周末年周穆王征犬戎，到春秋末年智伯被诛之间四百余年的史事。全书21卷，按周，鲁，齐，晋，郑，楚，吴，越顺序分别记录各国史事。《国语》在编纂上较多地保留了原有材料的形式，因而灵活、包容性强而不够系统；此外，《国语》中包含了不少有价值的见解和历史见解，善于指陈历史形势，对重大历史事件做出总结。
第一是重视修史的传统。重视修史的传统，同先贤们所具有的深刻的历史意识密切相关，认识历史而观察未来的观念，成为后世历代家重视修史的思想渊源。重视修史的传统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史官、史馆制度的建立和不断完善，二是官修史书累代不绝，三是私家著史蔚然成风。官修、私著互相补充，相得益彰。
第三，内容的丰富性、体裁的多样性和讲求叙事的优良传统。从内容上看，以“正史”为代表的纪传体史书之最大特点是能够容纳广泛的社会历史内容。其本纪记帝王言行和国家大事，书志记典章制度，史表记时代划分或重大专题序列，列传记社会各阶层代表人物或社会特殊群体。从体裁上看，有编年体，纪传体，典制体和记事本末体，辅之以方志、笔记、族谱家史、各类传记等。从叙事上，司马迁的《史记》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都是古代史学讲究叙事的典范。
第五，以追求信史为最高目标，是中国古代史学优良传统的核心所在。从上看，这一原则在客观上对君主言行有一种约束作用，也表明史职的崇高地位。从史学上看，这是为了确保历史记载的真实性。史学家们在追求信史方面不断作出努力。一是广泛征集史料，以求尽可能比较全面地反映历史面貌；二是提高鉴别史料的自觉性，严肃地对待史书采撰过程。
其次，在历史观方面的时代局限。在中国古代的殷、周时期，占统治地位的历史观是天命史观，即社会历史是“天命”安排的。西周末年至春秋战国时期，轻天命、重人事的思想逐渐发展起来。西汉时，虽有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的流行，但在司马迁笔下“天命”已退至边缘，各种英雄人物成了历史的创造者。此后，在漫长的历史年代里，英雄史观占据了主导地位。因此，中国古代史学家在历史观上不可能不在英雄史观的笼罩之下表述历史和评价历史。
第一，新历史考证学以史学“求真”为学术目标，以整理、运用新史料为主要特点，以“科学方法”为串联中西史学的纽带，以归纳、阐发考证方法和学术理念为显著特色，在中国近代史学转型的历程中率先迈出坚实的一步。如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胡适的“大胆假设”和“小心求证”、陈垣对传统考证方法的总结意识、傅斯年的“史学便是史料学”、陈寅恪的文史互证等。
历史考证学以其严谨、扎实、广征博引、实事求是的研究手段而成为历史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但是，历史考证毕竟只是历史研究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对史料的考证、弄清史实也只是历史研究的基础部分“不应以部分之研究，而忘却整个之贯通”。仅凭历史考证还难以做到对宏观历史发展的理论概括，还难以上升到对客观历史的一般性认识的层次。历史考证是历史研究的基础，但不是历史研究的全部。
辽朝的史官有两个特点，第一是对中原皇朝史官制度的继承，主要表现在一是史官多由朝廷重要官员担任，二是以皇族参与修史，便于对修史工作的监督和控制，三是史官秉笔直书，不畏强权。第二是具有民族特色，主要表现在一是国史记载的主要对象是契丹等少数民族君臣，二是辽史官不仅要修史，还要兼翻译，制定和修改法律等活动，三是契丹族或其他北方少数民族史官占一定比例。